星期三, 2月 16, 2011

海底撈創辦人張勇專訪 道出其創業過程和管理理念

張勇: 海底撈之“神”


中國企業家 作者:黃鐵鷹 2011-2-12


張勇在海底撈是“神”。但這個“神”並不純粹,性格中有既謙卑又自大、既善良又無情的複雜性

商業啟蒙

2006年海底撈成立了工會。張勇為海底撈的工會賦予了特殊使命,他在工會成立時說:

“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,我們絕大多數員工來自農村,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,因此不可能像公務員和白領那樣過上體面的生活。在陌生的城市,他們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的方法受到這個社會的尊敬。

“為什麼這樣?這一切怪誰?我們可以改變嗎?我的答案是:誰也別怪,要怪就怪我們自己。北大清華每年招那麼多學生,你能考的上嗎?你知道要付出多少汗水和智慧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嗎?既然我們已經失去了一些東西,那麼我們就只能靠剩下的東西改變命運。這不是可不可能的問題,而是必須竭盡所能去改變。否則,我們的員工一輩子都要在社會最底層,我們的後代也將重複我們的命運。因此,我們必須有一個組織來説明和關心我們基層員工的成長,這個組織就是我們的工會。

“每一個工會會員都必須明白一個基本道理,我們不是在執行公司命令去關心員工,而是真正意識到我們都是人,每個人都需要關心與被關心,而這個關心基於一種信念,那就是‘人生而平等’。”


張勇多次提到“人生而平等”這五個字。

我問他是否知道出處,他告訴我是法國哲學家盧梭說的,美國總統傑佛遜在《獨立宣言》中也說過。“我都讀過,而且很小的時候就讀過。”

我忍不住又問了個很傻的問題:“這些書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?”

張勇思索了一下,“天賦平等的人權和尊嚴。”“一個社會的公平太複雜了,有些事我實在搞不明白,也管不了,但在海底撈,我能說了算,我要儘量追求我認為的公平。”

1971年,張勇出生在距離成都80公里的四川簡陽。他在五家人共住的大雜院裡長大。父親是農機廠的廚師,母親是小學教員,張勇下面有兩個弟弟,家裡還有一個奶奶。

當時鄰居中生活最好的一家,男人是縣城一家國營旅店的經理。這位經理喝酒的下酒菜經常是幾粒花生米;每一粒還要掰成四瓣吃。貧窮成了張勇與生俱來的敵人,物質貧乏幾乎構成張勇兒時記憶的主體。正因為如此,“雙手改變命運”才變成張勇的人生目標。

他十四歲時遇到了人生第一次打擊。那是男孩子變成男人的生理發育期。不知何故,張勇變聲期格外長,差不多一年時間講話的聲音總是不男不女。這正是男孩子開始渴望引起異性注意的時候,可是公鴨嗓的張勇在女孩面前卻不敢張口。

張勇不能忍受恥笑。此時,閱讀習慣幫他找到了解脫,他一個人跑到縣城的圖書館躲起來,整整躲了一年,用書籍壓抑體內荷爾蒙的騷動。

上個世紀80年代簡陽有個免費圖書館。他很快就看完了圖書館裡的言情和武俠小說。於是,開始把躲在角落裡的盧梭、尼采、巴拉圖、孟德斯鳩等西方哲學家的書囫圇吞棗看了一遍,甚至把《第三帝國興亡》讀了三遍,還有耐心能看完《上帝已死》這樣的書。80年代中期,中國剛剛改革開放,自由主義的思潮彌漫於各種報紙,每天在圖書館流覽各種報紙也成了他的必修課。

張勇的知識使他成為孩子頭。他長大之後也毫不掩飾地說:“不知道為什麼,別人總是聽我的。”顯然,他是有領袖欲的人。

可是愛讀書看報的張勇並不是個好學生。初中畢業後父母沒讓他繼續讀高中,而是進了簡陽一所保證分配工作的技工學校學電焊。這件事讓張勇感到很不爽。

他把學校發的電焊材料都給了同學,上學期間除了看雜書就是玩。好在周圍總有一幫人,所有考試都是幾個同學幫他應付的,最後,甚至連畢業證書都是別人幫他拿回來的。

1988年,18歲的張勇技校畢業,分配到他爸爸當廚師的國營四川拖拉機廠。他連最基本的電焊工作都不會幹,成了車間遊手好閒的“刺頭”。好在他並不惹事生非,只不過晚來早走和經常曠工罷了。

1990年,張勇四處尋找生意機會。無意中在成都看到很多人玩一種“押大小”的撲克機遊戲。看到一大堆人圍著一個機器,爭先恐後往上壓錢,張勇眼睛亮了,就做這個!買一台,放到簡陽,每天錢就會嘩嘩進來。可去哪裡買撲克機呢?那可是賭博用具,不會公開銷售。

張勇發揮了他的強項—看報紙找資訊。工夫不負有心人,他在《參考消息》報的接縫處發現了撲克機廣告。他在成都走街串巷,明察暗訪找到了一個賣撲克機的人。

那是個一頭長髮,野鶴仙游的福建人。他對這個20歲來自簡陽的小夥子充滿好奇,因為買這種撲克機的人幾乎都是同道中人,而且都要經過熟人介紹。

張勇問:“多少錢?”

福建人說:“要6000。”

張勇倒吸一口冷氣,說:“沒想到這麼貴!”

其實跟同齡人比,張勇當時是有錢人。他知道任何生意都要本錢,從上班第一個月起,工資每月全數交給母親攢著,上班後居然還穿帶補丁的褲子。他兩年攢了整整2000元,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錢。

那個福建人對張勇說:“小夥子,我覺得你將來一定能成大事,因此,賣你5000元。”

20多年後,張勇跟我談起此事時,仍不無奇怪地說:“那個人居然說我能成大事。”

儘管他今天已成為一萬多員工的老闆,他還要從宿命論裡尋找依據。心理學揭示正常人都自戀,沒人不喜歡誇獎,更何況一個20歲的青年。

對那位如此看重自己,並慷慨優惠1000元的福建人,他滿懷感激:“你等著,我回去借錢。”

好不容易湊齊了5000元,張勇用一個鋁飯盒把錢密密實實地裝好,坐上了去成都的長途汽車。如果不是在車上遇到了另一個騙子,簡陽的第一家賭場就要誕生了。

世界上什麼人容易上當?

想佔便宜的人。

世界上什麼人容易虧錢?

想發財又有錢的人。

此時,那輛車上的張勇,這兩樣全占了。於是他在車上花1200元買了一位藏民的“金表”。直到現在,在中國的窮鄉僻壤,這種不入流的騙術仍時有上演。

從成都的表店裡出來,張勇拿著只裝著3800元錢的飯盒和一塊假金表,坐在路邊發呆。進軍博彩業的商業計畫眼巴巴地就放棄了。

20多年後,張勇回憶此事時,跟我說:“黃老師,如果我當時真拿3800去見福建人,估計他也能把撲克機賣給我。”

這是他從商的第一課。從此他知道了,做事別想佔便宜。

屈辱神經比較麻痹

張勇很快忘掉出師不利的沮喪,又開始琢磨其它生意。上個世紀80年代,汽油在中國還是計畫控制的物資。他從中看到商機,想如果能從公家司機手中收到油票,再賣給私人司機不就可以賺錢嗎?他找來一塊紙板,正面寫上“收油”,反面寫上“賣油”,來到了成都至簡陽的公路旁。

每當有汽車過來時,他便站起來迎上去舉起“收油”的牌子。直到第二天傍晚,一輛嶄新的解放車終於在他面前停下來。張勇滿懷欣喜迎上去。車窗搖下來,一個同他差不多年齡的司機,呸!沖他臉上吐了一口吐沫,一加油絕塵而去。張勇擦了擦臉,第三天沒有再來。

【張勇是個既和藹又冷酷的人,為了海底撈這個“孩子”可以做到六親不認】

二十年後,張勇談起這段往事,說:“我後來才知道收油是要有關係的。可當時我完全不懂,站了兩天,吃了一肚子灰,還被人吐了一臉吐沫。”

張勇收油的故事本身並沒讓我感到驚奇。一個21歲滿腦袋想發財的人,在90年代初期的中國,當然什麼都敢試,什麼事也都可能遇到。

可是張勇講述被那個司機吐一臉吐沫時的表情和語氣讓我感到奇怪。他完全是像在敘述別人的故事。語調和神態裡沒有屈辱,沒有憤怒,沒有刺激,也沒有我所期望的,這個經歷如何在他日後起了作用。

張勇真是有點與眾不同,他的屈辱神經好像比較麻痹。

經過金表受騙和倒賣汽油失敗的生意,22歲的張勇眼光開始低下來。為了找撲克機,張勇沒少在成都轉悠,他發現成都有一種小火鍋很受人歡迎。於是,張勇在簡陽找了一個十幾平米的街邊店,開始了他第三次生意嘗試。

他找到房主一談,人家告訴他租金180元一個月。不貴,張勇一口答應下來。金表的教訓並沒有讓他聰明起來,他從家裡搬來桌子、櫃子和鍋碗瓢盆,小火鍋店開業了,他給這個店起了個非常響亮的名字—小辣椒。小辣椒開張第二天,張勇才知道旁邊同樣店的租金是90元一個月。

他的懊悔很短暫,小火鍋一開張生意就紅火,旁邊的店紛紛也都做起小火鍋,租金半年後都變成180元/月。

半年後一算帳,靠2毛錢一串麻辣燙,小辣椒淨賺了1萬多元錢。就在這時,一個女孩出現了,她就是後來成為張勇太太的舒萍。

舒萍是小辣椒對面美髮店的員工。因為經常吃小火鍋,兩人戀愛了,那年張勇23歲。

年輕人的初戀都是瘋狂的。事業剛剛起步的張勇,典型的愛美人不愛江山,他把紅紅火火的小辣椒關了。

小辣椒佔用了張勇的全部精力,經常不上班的張勇終於被農機廠除名了。那個年代,一份國營正式工幾乎就是一個人社會地位的一切。張勇將來怎麼活?父母的臉色當然是黑的。半年後,戀愛期結束,錢花光了的張勇,終於想清楚一件事—像他這樣沒上過大學,沒有背景,還不認命的人,只有一條路可走—別怕辛苦,別怕侍候人,用雙手改變命運。於是,張勇決定重操舊業開火鍋店。

此時,他身邊有三個死黨,一個是舒萍,另外兩個是他技校的同班同學施永宏(海底撈人稱他為施哥,張勇在技校所有作業和考試幾乎都是他幫著完成)和施永宏的女朋友李海燕。

決定重操舊業的張勇說:“把錢都拿出來吧,我們這次開一間正規的火鍋店。”結果口袋空空的他一分錢沒拿,其他三個人湊了八千元,四人各占這間火鍋店四分之一的股份,這個店就是海底撈。

他是個追求完美的人,要訂制四張正規火鍋桌子。那個年代所謂的正規,無非是把桌子中間挖個窟窿,把火鍋陷下去,由於是特製,價錢自然貴“一點”,老闆最後收了張勇每張440元。事後張勇發現他又被人“宰”了,每張桌子人家多收了他300元。

從金表被騙1200元,小辣椒租金比別人貴一倍,到現在每張桌子又多付300元,可見張勇不是個精明的商人,甚至不是一個精明的人。張勇性格中有對人不設防的軟肋,所以才屢教不改。

世界就是如此奇怪,任何事情都好壞參半,張勇相信別人的性格,不可能不延續到他對海底撈的管理上,他對海底撈員工和幹部的信任也是天下無雙。這就是海底撈服務員有給客人送菜、打折和免單權力的源頭。

海底撈儘管有四個股東,可相當長時間內管理的比家族企業還家族。頭兩年沒有賬,大總管施永宏既管收錢又管採購。每個月結一次賬,是虧還是賺全憑施永宏的良心。

信任可以節省很多管理成本,施永宏有時早上2點鐘起床,跟蹤供應鴨血的小販看看他們進的貨是否新鮮;為檢驗供應商說的是否真實,他會把手伸到鴨肚子,去試試鴨的體溫。

四個股東既是老闆,又是員工,還是兩對戀人。顧客來了,大家憑著自覺性幹,客人走了,就喝水聊天打麻將。

看著這支忠誠但散漫的隊伍,張勇覺得這不是幹事業的做法。一天下午客人走後,舒萍和李海燕同對面美容店的兩個姑娘又支開了麻將桌。這時張勇提出火鍋店要開個會。四個女人戰意正酣,沒搭理張勇,本來就不喜歡打麻將的張勇,一下子把桌子掀了。

等外人走後,他把掀翻的桌子翻過來,腳踩著散了一地的麻將就開始開會了。

張勇說:“一間正式運作的公司,必須要有經理,我決定我當經理。”

舒萍撅著嘴,冷笑地說:“四人公司,還要什麼經理?”張勇更火了,他一下子把一杯茶水潑向舒萍,舒萍哭著走了。其他二個人,誰都沒吱聲,默認了。為什麼?反正平時都是張勇說了算。

但,形式重於內容,一間公司有經理和沒經理就是不一樣。張勇沒白看《第三帝國興亡》他上演了一個完整的希特勒掌權翻版。

這是海底撈的“遵義會議”,從此,奠定了張勇對海底撈的絕對話語權。

自大的張勇對待客人卻表現出超過常人的殷勤和謙卑。我由此理解了海底撈員工在客人們面前表現出超過常人的謙卑、忍讓和殷勤,這不僅是張勇的要求,也是他自己身體力行所信奉的價值主張。

“暴君”張勇

海底撈的成功不斷強化了張勇骨子裡的自大。他感到同他一起創辦海底撈的三個股東越來越不符合他的要求,他讓他們一一下崗了。

除了很早就讓自己的太太回家,2004年他讓施永宏的太太李海燕也回家了。2007年在海底撈生意快速起飛的時候,張勇竟讓在法律上跟自己平起平坐的股東、最忠誠的死黨、20多年的朋友,同他一手一腳創建海底撈的施永宏也下崗了。要知道施永宏夫婦可是占海底撈一半股份的股東。

張勇對施永宏的處理,讓人不能不想到卸磨殺驢,而且殺得毫不留情。作為朋友,張勇顯然不厚道;然而,作為公司的創始人,張勇無疑是優秀的。因為海底撈要想成為一個現代化的企業,就必須解決家族企業創業者天花板的問題。否則,職業經理人不可能在海底撈有大作為。張勇的兩個弟弟也都曾在海底撈幹過,但最終也因不符合張勇的標準,從海底撈走了。

張勇的不講情義,在他對施永宏處理上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人需要被提醒,勝於被教育。如果他對一起打江山的死黨尚且如此“斬盡殺絕”,那麼所有人就會明白,情義在海底撈不值錢,值錢的只是能力。這就是張勇的原則。張勇是為海底撈而生,海底撈是張勇最重要的兒子;為了這個兒子,他絕對六親不認。

我同海底撈其他高管交流時,問他們一個同樣問題:“施哥走了,可不可惜?”他們給我的答覆好像都被洗了腦似的一致:“我們喜歡同施哥在一起玩,喜歡同張勇在一起幹事。出去玩時,張勇的車裡總是空的,施哥的車裡滿滿的。”

給這樣的老闆打工,人自然會如履薄冰。然而,讓海底撈幹部更緊張的是,張勇的脾氣就像三歲小孩的臉,說變就變。他看到不順眼的地方,說翻臉就翻臉,毫不顧忌場合和物件。

一次他同員工一起吃飯,看到一個普通員工把飯掉在桌子上沒有撿起來。他坐過去把掉在桌子上的飯撿起來吃了,然後,把員工還沒吃完的盤子一把端走了。

另一次,他同高管去四川一個高原旅遊。大家邊走邊唱的時候,楊小麗隨手摘了路邊的一束野花。結果,張勇一下子就變臉了,高聲責備楊小麗:這麼寒冷,海拔這樣高的地方,長一束花容易嗎?你怎麼可以隨手就毀掉一個生命?你的素質怎麼這麼低!在整個旅途中,張勇竟然喋喋不休,當著所有幹部的面,把這位海底撈副總經理“罵”哭了。

最近海底撈店越開越多,每個管理人員的能力都在不斷經受考驗,張勇在巡視中,經常會發現一些不如意的地方。於是,他的脾氣就會經常肆無忌憚地爆發。

一個幹部同我說:我們的工作是一條連續性的線;他偶爾過來看一下,只是一個點;他看到的這個點,可能不盡人意,但一定是有前因的,當事人也不是不知道,而且,在未來也是能解決的。結果他披頭蓋臉就開“罵”,我們自然很難受。更關鍵是他的這種作風也會引起下屬效仿,現在海底撈很多幹部都用這種方法去溝通,而且還感到很威風,很有效,結果下屬感到很委屈。

“你們這麼害怕張勇,那能不能跟他反映真實情況?”我問。

一個幹部說:“有時會,有時不會;說的越多,挨批的越多。”

“那你們會不會把張勇說的東西就變成最高指示?”我又問。

“一般都是最高指示。”一個社區經理說。

“哪怕是錯的?”我問。

“對,執行一段時間後,發現真不行,再跟他反映。好在,他懂行,還能聽進別人的話;知道不行,就改回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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